老苏最近说了一句自觉得意的话：越是在国际经贸形势“危”、“机”转换之际，贸促会越能发挥独特作用。

今天，老苏继续来聊贸促史。

中苏交恶，贸促路在何方？

文化大革命对贸促的影响如何？

历史的车轮走进60年代，1960年7月，中苏交恶，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并断绝对中国的支持援助，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也基本仿效苏联，中断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连续下降。

历史总是关上一扇窗户，又会打开一扇窗户。面对困境，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陈毅从1960年到1964年，两次对亚非诸国进行友好访问。中国贸促会开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亚非拉、西欧和日本。

 中国贸促会积极参加由39个国家组成的亚非经济合作组织。并参与发起了亚洲经济讨论会，派员参加设在科伦坡的亚洲经济讨论常设局。1964年7月9日，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在平壤结束后，32个国家61名代表应中国贸促会邀请访问北京，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先后会见全体代表。

中国贸促会积极派代表团访问阿根廷、巴西、马来西亚等国家地区，到缅甸、苏丹、古巴等国参加国际博览会或举办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这些活动密切了中国同亚非拉新兴国家之间的经贸联系，特别是加强了中国同当时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中国贸促会代表团也得到了国外元首的重视。1961年5月10日，巴西总统杰尼奥•夸德罗斯接见了中国贸促会代表团，夸德罗斯总统说：“为开展两国间的贸易，巴西政府同意中国设立民间贸易机构，并且签订必要的协定。我相信巴中两国间的贸易关系将很快获得巨大发展。”

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贸促会推动以经济促外交的民间活动。1964年，中国贸促会先后同智利、奥地利、意大利有关团体达成互设代表处的协议，并相继在对方国家的首都设立了代表处，这在中国同上述三个国家未建立外交系之前，具有极其特殊的“破冰”意义，探索出一条与未建交国家先发展半官半民关系的途径。

中国贸促会加强了同西欧各国经贸团体的联系，如英国中英贸易协会、法国雇主协会、荷兰贸促会、意大利外贸协会等，建立或扩大了业务联系，促进了中国同这些国家的贸易交往。

根据对日贸易三原则，同日本的日中贸促会、国际贸促协会等于1962年12月签订了中日贸易议定书。在北京、上海举办了日本工业展览会，在东京、大阪举办了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

正当中国贸促会奋力开拓的时候，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打乱了各项工作部署，大批贸促干部被送到外地的“五七干校”从事农业劳动，贸促工作一度中止。真是太遗憾了。